田浩江 我们的中西音乐记忆

时间:2022-07-04         浏览次数

  田浩江,北京人,首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20年的中国歌剧演唱家,在国际范围的重要歌剧院饰演过50多个主要角色,演出超过1400场,并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等十几部中国原创歌剧的首演中担任过主演。

  在意大利曾经的角斗场演出《图兰朵》,田浩江(右)面前跪下的是阿根廷著名男高音何塞·库拉,饰演卡拉夫

  田浩江:大家好,我是田浩江,歌剧演员。今天是我这本书《角斗场的〈图兰朵〉》的生日。

  郭文景:我作为一个音乐学院老师谈一谈我对这本书的感触。在改革开放之前,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,中国各种专业的年轻人开始大规模出国之前,在西方——美国、欧洲格局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中国人的身影。像浩江他们是先行者,要遭遇、克服很多困难。而且歌剧这个专业,比其他的专业还难。他们有一个说法,在欧美的歌剧界混最起码得会五门语言——英语不说了;意大利语,大量的经典是意大利语;德语,因为德国人歌剧也很重要;法语。他作为一个先行的中国人进入到这样一个世界打拼,这对于年轻人特别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。

  除此之外,作为一个中国的歌剧导演、或者说歌剧的指挥,不管是导中国的歌剧还是西方的歌剧,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。对于制作歌剧的人来讲,也能知道很多工作的方式。这本书读起来轻松愉快,但如果是这个专业的人,又有很多可以学习、启发的东西。

  西川:这本书一看封面设计就觉得特别不一般,底下这么多人推荐——多明戈、昆西·琼斯、北岛、余华,场面太大了,像一出豪华歌剧。跟田老师一起排戏的时候没想到他能写这么好。

  田浩江:说我们那次排戏,是尚思伽的剧本《中书令司马迁》,我们非常想把它带上舞台。这是一个历史剧,太棒了。我们在一块儿做过剧本的朗读。

  西川:田浩江老师是汉武帝,汪辉老师是司马迁,我在里面读一个酷吏,他们觉得我长得有点像酷吏。

  汪晖:翟永明给这本书作序,说它有些地方笔法上像小说。中国小说里有一个传统,我们把它叫“一线穿珠”,这本书的结构大体如此。它是有一根线——田浩江和歌剧,然后串起了各种各样的人物。当然有像帕瓦罗蒂、多明戈这样伟大的角色,也有我们这些看歌剧但不懂歌剧的外行人。它串起幕后的各种人物,指挥、导演、各种各样的角色,包括粉丝,基本串起了台上台下的故事以及角色内外。

  其中主线,当然是田浩江从中国中央乐团到美国,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道路。他的写法里也有成长史的部分,有一些生活中的感悟。有很强的真实性,基调是温暖的。

  西川:《角斗场的〈图兰朵〉》给我们呈现了更广阔的世界,是另外的世界,而且是文化的世界,是从高处到低处都有的非常有层次的世界,非常广阔。刚刚郭文景老师提到七十年代他们第一波出国的人,他算是第一波出国的人吧?

  西川:其实在田老师这波人的身上,好像有一个缩影。这个缩影里的意味太多了。我记得书中有一个地方讲你在意大利排歌剧,本来应该演一个国王,但是导演让你冲上舞台,因为俄国的导演有苏联的背景。

  田浩江:他要李尔王那个劲儿。这个俄国导演跟我差不多同岁,等于是从苏联的戏剧学院出来的。他最后没辙了,说:“你能不能像员走上刑场的那个劲儿?”员视死如归的劲儿,那对我来说太熟悉了。我当然一来就“洪常青”,他高兴得不行,他觉得这么多演员——在维罗纳演戏,台上台下加上演员有2000人的角斗场——我大概是他唯一的知音。

  田浩江:我这个故事讲得是,别管多大的明星,上台都紧张,帕瓦罗蒂、多明戈都紧张。帕瓦罗蒂一定要找个弯钉子上台,多明戈一定要先穿左脚的鞋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我跟多明戈演了12部歌剧,从开始知道他先穿左脚鞋,弄得我十好几年都先穿左脚鞋。过了十几年有一天晚上跟多明戈演出,先穿右脚鞋就上台了,在台上吓出一身冷汗来,我说“完了”。凤凰天机,但突然发现那一场没有任何问题,所以那天起我左脚右脚就随便了。他们上台前这么紧张,这么多招,像多明戈祈祷地虔诚,帕瓦罗蒂上台前脸都是白的,但一站在灯光下,那就是巨星。还有一些有名的歌唱家,我也不说名字了,上台之前就是不停地吃药,喝药水,吃药片。化妆间里在他前面是药瓶、药盒、药水,他就是神经质,一边跟你说话,一边吃。

  郭文景:已经有点强迫症了。这就像有位特别著名的世界级指挥说的:“不管经过多么细致的排练,每一次演出都像历险一样。”

  田浩江:我的招就是在化妆间里弹钢琴,弹一点小时候的歌,轻轻唱两句。多少年,到多少歌剧院,我这个习惯就永远保持着。有时候别的外国歌唱家进来说“田,你弹什么东西?”因为这些我小时候的歌,外国歌唱家都不知道。但对我来说,这些小时候的歌跟着我,永远在我的背囊里。我觉得我们心中,每个人都有一些歌。

  田浩江:轻轻唱。而且有时候台上正演着激烈的战争,越这样我在后台越需要一点安静的东西。(弹唱《王二小放牛》)多好听的歌,还有这个是我一直喜欢(弹唱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)。你就想台上是威尔第,我在屋里弹唱这个。

  多说两句,我可能比你们都大几岁,是跟两种音乐长大的——一种是革命歌曲,一种是“靡靡之音”。我们讲“靡靡之音”其实就是那些苏联歌。

  所以我这本书里写了,“有些场合革命歌曲是血里面有,一下子就出来了”。包括苏联歌曲,书里有一篇《山楂树》,我真是动了感情写的,因为当时在俄国的记忆我很难忘——在街上听到三个俄国人的演奏,弹拨乐、拉手风琴,弹的都是我会的歌。我当时站在雨里,完全忘我,而且激动到极点。为什么激动?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,这些歌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安慰,这种安慰今天我很难给你形容。今天的物质生活多丰富,你有手机,出去可以烤个串。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,所以唱歌就变成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活的组成内容,每天吉他、手风琴,就是这个。我不知道郭老你们在四川怎么样?。

  郭文景:一样的,这件事情就很奇怪,是音乐非同一般的地方。比如我少年时代学文科,1966年到1976年我十几二十岁,革命歌曲,还有各式各样那个时代的歌曲,到后来“改革开放”,上了大学,人长大了,有些歌的歌词我已经不同意了,但是那个旋律依然对我来讲是温暖的。

  汪晖: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天乔羽先生去世会引起那么多反响,等于一代人歌声的记忆全出来了。

  田浩江:今天有一位朋友,我们一定要提到他,感谢他,就是北岛。北岛是我们的朋友,他为这本书写了非常好的几句话。我认识北岛很多年,我觉得北岛有非常可爱的东西。我们今天不讲北岛的诗,不讲北岛做主编,不讲他的文学成就。我们在一块儿喝几杯酒,北岛就止不住想唱歌。

  田浩江:我给你唱两句。昨天经过一个吉他店,正好半价,我想半价就买一个,今天就带来了。OK,北岛就是唱苏联歌,你要是跟他唱起来,他一定是这么唱(弹唱《山楂树》)。那时候为什么说这些是“靡靡之音”?因为有些歌非常清楚的味道是讲男孩儿女孩儿之间的事,比如“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”(弹唱《红河谷》),ok4455小鱼一儿开奖主页。“请记住热爱你的姑娘”。还有这一句“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”,这一句非常“不健康”,怎么能走过来坐在你身旁呢?还不许走。多好听的歌。

  郭文景:但是很奇怪,虽然给它的定位是这样的,但是好像也并没有人来阻拦或禁止这件事情。

  郭文景:我那会儿在重庆,有一个跟我同龄的小时候的玩伴。他父母都是四川最早的中共,非常老资格的。解放后他家里还有美式小吉他,后来“文革”他父母都被弄进去了,他成了孤儿。但他就背着吉他唱,大家都喜欢他。

  田浩江:我们当年有一个小屋子据点,都是少年们在一块儿唱歌。当时参与聚集的人之一大家都知道,叫苏小明,后来唱《军港之夜》,一夜之间就变成家喻户晓。

 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两种歌中长大的。但这两个不打架,不是说革命歌曲要把靡靡之音干掉,靡靡之音把革命歌曲替代。我们是平行的,一辈子跟着我们,不管是革命歌曲还是苏联歌曲。我拿一个革命歌曲给你举个例子,这首歌老忘不了。

  有一次郭老在我们家,一帮朋友就不停地唱歌。郭老最后就看着我们说:“我怎么觉得进了一干休所似的。”

  西川:前一阵子我们有几个朋友一块儿,说这个人一辈子不管你干什么,你是多实验、多当代、多现代,不论你思想跑得多远,最后到了一把年纪以后,都回到小学的热爱,你小学时热爱什么这都回去了。所以你一说“干休所”,就知道他们把他们当年那些歌都唱出来。

  这跟你后来在国外的经历反差非常大,你在舞台上唱的都是国王、贵族,但实际上背后记忆最深的、能够让你安静下来、能够让你有勇气上台唱的,还是年轻时候学的这些东西。

  西川:近几十年,你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肯定比在国内多得多。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根,在你的音乐、你的生活当中一直都没有消失过,一直都在,在你生活的底色上。外国人,那些跟你合作的演员、那些歌唱家,他们发现这一块儿了吗?

  田浩江:我觉得这种感觉你说得非常对,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出来搞艺术的人,不光是我唱歌剧,包括搞器乐的、搞电影的,我们在年轻时候经历的所有那些过程,在我们后来的艺术生活中、生命中都发生作用,一点儿都不夸张。

  我讲一个故事,我们在大都会歌剧院排谭盾的《秦始皇》,导演是张艺谋。张艺谋带了一个团队,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。其中两个主要的角色,一个美国男高音和一个美国的女高音,他们之间有一段爱情戏。女高音的角色是秦始皇的女儿,男高音是音乐作曲家高渐离,他们相爱了。怎么爱法?张艺谋就琢磨,怎么含蓄一点,弄个勺子,碰她一下?就是比较含蓄的爱的方式。美国人上来拥抱、接吻就爱上了。他们就有点冲突,中国式的爱法还是西方式的爱法?肢体动作怎么设计?

  结果越排越排不下去,两个美国人不干了,觉得你这个没法演,我什么勺子、筷子都试过了,不行。结果大家都不高兴了。女高音把东西一摔,说“我做了各种尝试,我要走了”,男高音没办法。大家都在这儿不知道说什么,气氛之紧张,戏排不下去了。

  舞台监督说休息20分钟,这屋里至少有50个人,一半是中国团队,一半是外国人。我就特别着急,虽然这不是我的戏,我是演开国大将王将军,爱情戏、拥抱、接吻都跟我无关。这种气氛简直就没法排了,我说怎么办呢?结果我一屁股坐在钢琴前边,我就唱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线分钟革命歌曲,最后是“东风吹、战鼓擂,当今世界究竟谁怕谁”。张艺谋团队二十来个人,好几个都是跟我差不多岁数的,就鼓掌。

  田浩江:那俩外国人出去了,但剩下的外国人,排练的人、音乐人都跟着我们鼓掌,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歌,但20分钟大家情绪全起来了,排练顺利进行。有时候血液里的东西就是在血里,化不了。你现在问艺谋“老兄你们在大都会排练唱歌”,他跟你说得清清楚楚,因为他老记着。我隔了六七年碰到他,他还提那20分钟。

  而且过了有三年了,我在大都会歌剧院碰到当时一块儿鼓掌的一个美国音乐助理,他还问我:“天,那天你们最后唱的是什么歌?简直太有节奏。”我想了想说实话,我说那个就是讲你们美国怎么着,谁都不怕你,不是人民怕美帝,是美帝怕人民。他就哈哈大笑了。

  田浩江:1992年、1993年,我接到一个小伙子打来的电话,说:“田老师你不认识我,我是北京来的,电影学院的。我很想能认识你。”我说:“那你来吧。”结果门一开,这小伙子大圆脑袋有这么大,站我家门口就说:“田老师我能给你唱首歌吗?”我从来没遇到一个人一进门还没跟你自我介绍,先跟你唱歌。我能说什么呢?我说:“好,你是进来唱还是怎么唱?”门还开着,张嘴给我唱了一首歌。这歌我根本不知道,因为我出国这么多年,很多歌我不都会,但他把我的眼泪都快唱出来。这歌很难唱,所以后半部我根本唱不了。你们这岁数应该知道。

  田浩江:(弹唱《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的中国》)你说一不认识的人站在门口给你唱一首歌。

  我写了帕瓦罗蒂、多明戈、小泽征尔这些大明星,但是在我海外这么多年经历中,有时候感动我的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人。

  我这本书里最后一个故事是《晴朗的一天》。当时我们住在世贸大厦边上,住了八年。每天我和Martha在世贸中心里见个面,吃个快餐。最经常去的一个麦当劳里没什么人,那么大的麦当劳就有一个人坐在那儿。我买了我的麦当劳在那儿吃,听到她在唱《晴朗的一天》。那是《蝴蝶夫人》里最著名的咏叹调,世界最难、最著名的女高音咏叹调。这首歌我太熟悉了,我就回头看看她。我发现她就是一个流浪者,桌子旁边就是手推的超市车,上面堆的都是黑塑料袋、水瓶子,瓶瓶罐罐都很脏,脏得都发亮。她轻轻地在那儿唱,唱得太好了,在我的经验里没有十年的声乐训练是根本不可能唱成这种水平的。我就坐在那儿想她怎么回事。她是一个黑人,胖胖的,头发抓出一撮。我想她怎么这么潦倒,怎么变成流浪者。一开始我不想坐得离她很近,怕影响她。她在桌上摆开的都是硬币,一分、五分、一毛钱的硬币。她拿银行里卷硬币的卷把它们放进去,就可以到银行存钱。她就摊了一桌子,最多的是一分钱的,一分钱在美国的钱里是棕颜色的。她就一摞摞地摆钱,全部注意力都在零钱上,但她在唱最棒的咏叹调。

  我就觉得相比我们伟大的帕瓦罗蒂,这个流浪者有她让我非常感动的东西。后来我和Martha回过麦当劳,有时候我跟Martha讲这个故事,她说咱们去看看,也许她在。后来再没有碰到过。两年以后我们搬家了,搬到上西城靠近大都会歌剧院的地方。再两年以后,两架飞机撞进去,世贸大厦就没了。这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我写几笔的故事。